2025年12月5日至7日，2025年欧洲内科肿瘤学会亚洲年会（ESMO ASIA 2025）在新加坡举行。作为亚太地区肿瘤学领域的年度盛会，本届会议汇聚了区域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聚焦推动亚太乃至全球肿瘤诊疗变革的关键突破。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精准医疗理念的深化，肺癌诊疗已全面进入基于驱动基因分型的个体化时代。除EGFR等经典靶点之外，ALK、ROS1、RET、MET、HER2、KRAS等罕见靶点日益成为科研与临床关注的重点。对这些靶点的持续探索，不仅深化了对肺癌发病机制的理解，也推动了一系列新型靶向药物的问世，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改善。

 

本次大会上，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团队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了两项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罕见靶点的创新药物研究重要进展——Beamion LUNG-1研究及KUNPENG研究，分别聚焦HER2突变与MET扩增。为此，《肿瘤瞭望》特邀吴一龙教授接受专访，深入解读两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及临床意义。

 

吴一龙教授

 

研究背景：宗艾替尼是一种不可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它通过选择性抑制HER2同时避免抑制野生型EGFR，从而限制了相关毒性。近期，宗艾替尼已获得美国FDA批准，并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授予突破性治疗药物资格，用于治疗携带激活HER2突变、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的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Beamion LUNG-1研究Ib期队列1的数据显示，该药物在全球经治的晚期/转移性HER2突变NSCLC患者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疗效和可管理的安全性。本文报告该队列中亚洲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

 

研究方法：根据一项中期分析结果，选择了每日一次120 mg的宗艾替尼剂量。主要终点为经盲态独立中心审查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采用RECIST v1.1标准）。次要终点包括疾病控制率（DCR）、缓解持续时间（Do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

 

研究结果：在Ib期研究的队列1中，共有75例患者接受了每日120 mg的宗艾替尼治疗；其中39例在东亚地区入组（中国，n=18；韩国，n=12；日本，n=9）。疗效分析的数据截止日期为2024年11月29日。在所有东亚患者中，ORR为76.9%（95%置信区间：61.7–87.4），DCR为100.0%（95%置信区间：91.0–100.0）。中位DoR和中位PFS分别为14.1个月（95%CI：6.8–NC）和15.5个月（95%CI：8.3–NC）。在中国患者中，ORR为83.3%（95%CI：60.8–94.2），DCR为100.0%（95%CI：82.4–100.0）。中位DoR和中位PFS分别为14.1个月（95%CI：4.1–14.1）和15.5个月（95%CI：5.4–NC）。在所有亚洲患者中，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任何级别/≥3级）的发生率为92%/18%；最常见的是腹泻[38%（在中国患者中为28%）；主要为1级]。未报告药物相关间质性肺病病例。

 

研究结论：与总体全球分析结果一致，宗艾替尼在经治的晚期HER2突变NSCLC亚洲患者中展现出强劲的疗效和可管理的安全性特征。

 

吴一龙教授：目前，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靶向治疗已形成广泛共识：一旦找到相应靶点，治疗往往疗效更优、不良反应相对较低，且更为便捷。因此，探索新的治疗靶点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今年我们在ESMO ASIA上报道的Beamion LUNG-1研究成果，正是该方向持续进展的有力体现。

 

以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为例，该基因在乳腺癌中的突变状态及意义已较为明确，近年来在NSCLC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推动相关临床研究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找到了针对该靶点的有效药物。

 

宗艾替尼是HER2突变NSCLC领域首个小分子靶向药物。本次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在全球患者中的客观缓解率（ORR）达71%，在亚洲地区进一步提升至77%，在中国患者中更高达83%，显示出卓越的治疗应答。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药物的中位PFS也相当持久：全球数据为14个月，亚洲地区达15个月，均超过一年。目前总生存期（OS）数据尚未成熟。此外，该药安全性表现良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因不良反应导致的治疗中断或停药极为罕见，相关比例不足1%。基于其显著的疗效与可靠的安全性，宗艾替尼有望成为临床治疗的优先选择。

 

 

 

研究背景：MET扩增被认为是NSCLC中的一种可操作驱动基因改变（AGA）。然而，既往研究性MET抑制剂的治疗反应仍不尽人意。本文报告了KUNPENG研究（NCT04258033）的结果，该研究评估了高选择性MET抑制剂伯瑞替尼在携带MET扩增的晚期NSCLC患者中的疗效。

 

研究方法：本报告聚焦于IIIB-IV期、MET扩增阳性（基因拷贝数≥6）、无其他AGA、既往标准化疗失败或不适合化疗（队列2）或拒绝化疗（队列3）、且未接受过MET抑制剂治疗的患者。符合条件的患者接受口服伯瑞替尼200 mg，每日两次。主要终点为由盲态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ORR。

 

研究结果：截至2025年6月14日，本次分析共纳入86例患者，其中30例为化疗经治，56例为化疗初治。患者中位年龄64.5岁，89.5%为男性。

 

总体ORR为48.8%（95%置信区间[CI]:38.3，59.4）；化疗初治患者ORR为51.8%，化疗经治患者ORR为43.3%。DCR为77.9%（95%CI:69.1，86.7），中位DoR为11.1个月（95%CI:6.5，14.5）。中位随访时间为26.2个月（范围：0.9，39.1），中位PFS为7.4个月（95%CI:4.7，12.1），中位OS为13.9个月（95%CI:8.9，16.2）。在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为1-49%的患者中，ORR为75.0%，中位OS为22.3个月；相比之下，在TPS≥50%的患者中，ORR为44.4%，中位OS为15.2个月。≥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2.6%（n=28）。

 

研究结论：伯瑞替尼在既往接受过化疗或化疗初治、PD-L1阳性（无论TPS如何）的MET扩增驱动晚期NSCLC患者中显示出疗效，且安全性良好。

 

吴一龙教授：在NSCLC罕见靶点领域，MET扩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MET基因较为特殊，已知存在四种异常形式：突变、扩增、过表达和融合。其中，突变（特别是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是最早被认识的，既往大多数MET抑制剂的研究也集中于此。而我们今年报道的研究，则聚焦于MET的另一种形式——扩增。几十年来，关于扩增是否可作为可靶向的治疗靶点一直存在争议，以往普遍认为它可能不足以成为驱动因素。

 

 

首先，就药物伯瑞替尼本身而言：第一，它确立了MET扩增可被视为一种驱动基因改变，这与既往认知完全不同，将其地位提升至与EGFR、ALK、ROS1等常见驱动基因相当的水平。这也是我们首次看到以“扩增”定义的研究人群取得积极疗效，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从主要关注突变，转向同样重视扩增。

 

第二，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靶点，但一旦通过检测识别出来，患者的ORR接近50%，其中化疗初治患者达51.8%，化疗经治患者约为43.3%。这意味着，尤其在一线应用中疗效更佳，中位PFS接近8个月，OS也超过一年。这一情形类似当年第一代EGFR-TKI的发现过程，标志着我们在确认新靶点后所做的开拓性工作。我相信，基于此，未来药物结构将持续优化、疗效不断提升，正如其他靶向药物从第一代向第二、第三代演进一样。

 

因此，MET与其他靶点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在于，我们为罕见靶点找到了新的治疗方法；差异在于，对于MET扩增，我们首次将“扩增”本身确立为一种驱动基因状态，这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

 

 

目前，将MET扩增作为治疗靶点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阶段更关键的是解决检测方法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将基因拷贝数（GCN）≥6定义为扩增。我们进一步探讨了GCN在6–10、10–15及≥15不同区间的疗效，结果显示只要GCN≥6，疗效相似；低于6则疗效显著下降。因此，从当前临床实践角度看，GCN=6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阈值。

 

其次，FISH检测在实际推广中存在困难，并非所有医院都能常规开展。因此，如何将FISH与更普及的免疫组化（IHC）及二代测序（NGS）等方法相统一，建立更简便的检测方案，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关于MET扩增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例如PD-L1表达。以往有观点认为MET信号通路可能与PD-1/PD-L1通路存在协同作用，且既往有研究提示MET抑制剂联合免疫治疗具有一定潜力。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并未观察到疗效与PD-L1表达水平显著相关。这引出一个问题：对于MET扩增且PD-L1低表达的患者，联合免疫治疗是否仍有效？目前仍是未知数。就我个人观点，可能只有在MET扩增同时伴有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联合免疫治疗才更符合当前的生物学认知。

 

 

关于MET扩增的耐药机制。我们刚刚确认其作为靶点的有效性，接下来需系统研究耐药问题，例如使用此类药物后耐药的分子机制。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只有厘清这些基础问题，才能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若机制尚未明确，就急于推进各种联合治疗方案，可能如同“盲人摸象”，具有一定盲目性，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在当前的开拓阶段，我们必须积累更多数据与证据，才能更精准地规划未来路径。